今天想起写这个话题,是因为早上看到一位博友写他的19岁生日。他在这一天,有点小感慨。这时我也感慨,我是一个奔三的人。这接近30年的人生,有过很多思考,尤其在经历一些人生关口时。比起现在身边年龄相近的人,我比他们走了多很多的路,才到今天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处于不同的轨道,过着不被他们理解、甚至被他们中的一些人嘲讽的生活。

有人喜欢把过年当做自己涨一岁的标志,也有人喜欢把过生日当做自己涨一岁的标志。在我们这里,是按前者来计算自己的年龄。然而,我的生日与过年只相差12天,因此对我来说,按生日来计算也无妨。

1990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十八,上午8:55,辰时的尾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1990年被认为是马年,而我出生的时候还没过年,因此我是属蛇的。我们这里计算年龄按虚岁计算,而我又是蛇年出生,因此算出来的年龄比公历年龄多出来2岁,因此,等到2018年,我就30岁了。这30年,曾经喝了太多电视、报纸、书籍、杂志上的鸡汤,从2007年7月第一次去网吧并接触互联网开始,我又喝了很多网络上的鸡汤,喝的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对社会、对人生充满无数的天真和幻想。后来被自己的经历无情地扇了无数个耳光,我才幡然醒悟。作为一个出生于贫寒农村家庭的人,在社会潮流的不断变化中,随波逐流之下,演绎着自己独一无二,却又与时代相同、地域相近、出身类似的那些人高度相似的动荡人生。

1、

1995年,家里送我到我们村的小学上学前班。这所小学位于我村与邻村的交界,两个村五百多户人家,总会有一些小孩子需要上学。可是,当我去上学不久,校长便与我父母说,我不能去上学,因为岁数小。我家邻居比我大几个月,他已经上了学前班,准备上一年级了,而我由于是腊月生日,因此不允许我去上学。

就这样,我便离开了这里,继续在家玩。家里觉得我再玩一年不是办法,于是将我送到乡上的中心小学去读学前班,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我读书。1996年8月底,是我学前班生涯的最后一天,虽然那时小学在放暑假,然而学前班没有暑假。就在那一天,我印象很清楚,班主任靠在门框上,用手扶着另一侧门框,对我们说:“明天上一年级,回家告诉父母带你们去一年级。”

第二天,我们去了一年级报到,那天应该是1996年8月31日。

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严格限制学生必须在所在村落的小学读书,像我这种不是乡上户口的学生,去中心小学读书,每学期要交300元借读费。90年代,农村,每年600元。

这所小学的历史,我在前几年才了解到。在我去读书的前几年,所有乡上要读书的家庭,每户必须出500元钱,用这笔钱来建造学校。修建过程中,施工车辆还压死了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在老百姓身上拿到的金钱、在老百姓的鲜血之上建造起来的学校,在我家里节衣缩食+借钱来给我交学费、书费、借读费的支撑下,就这样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2、

在1990年底,时任国家级的某个大人物,创造并实行了一个政策:降低粮食价格,减少城市人口的生活压力。我妈妈跟我讲,她当时抱着我,看我家黑白电视播放的每天晚上7点钟准时出现的某新闻节目,节目中这个大人物讲话:“降低农民粮食价格,社会稳定!社会稳——定——!!”

这个政策实施后,粮食收购价格大跌,如果将粮食送到粮库,血本无归。当时还到处设卡堵截私人运粮车辆,因此即使想办法把粮食运到外地售卖也无法运输。于是,百姓无心收割粮食,任由牛羊在农田里啃食。随后土地撂荒,尚有一点技能的人则外出打工。对于养殖业来讲,当时集约化养鸡的成本(不含人力成本),平摊在每市斤(500g)鸡蛋上是1.5~1.8元,市场价在2.0元/市斤左右,而那时城里面鸡蛋价格降到0.5~1.0元/市斤,城里人大量购买回家腌咸鸡蛋,而养殖户则在承担巨额的亏损。我们附近村子的一个养殖户,因为这个政策,亏损导致倾家荡产,悲愤之下,上吊自杀身亡。

现在人们提起这个大人物,必提他的反腐,但无人提起“降低农民粮食价格,社会稳定”这些事,出现了选择性失明。在我上高一下学期时,当时已有60多岁却一直没有退休的历史老师对我们提起了这件事。当时他也是一番感慨,幸好没有严重到类似于1959-1962年那场灾难的程度,因为那三年他是亲历者,他害怕再经历一次。虽然现在人们不敢提起,但不代表它没有发生过。

不管你有没有猜到是哪位大人物。我都希望你不要公开说出来。

他的政策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动荡,后来随着他的离任,农业秩序有所恢复。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好,甚至流传一个顺口溜:

粮食一分一分地涨,化肥一百一百地涨,农膜一千一千地涨,农机一万一万地涨。

因此难以掩盖农民们对未来生活痛彻心扉的绝望,他们希望子女能出人头地,不再当农民。这种思想在当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很多家庭宁愿承担每年600元的借读费,也要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相对好、管理严格的中心小学来读书。在我1~3年级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学生转到中心小学,转入我所在的班级。

3、

2000年前后,迎来了村级学校的倒闭热潮。我们全乡包括我们村小在内的十几个村子的学校全部倒闭。校舍人去楼空,一部分老师调到中心小学或其他乡镇的学校任教,一部分老师下岗失业。有大量学生转入中心小学,也有一部分距离其他乡镇距离较近的学生则转入其他乡镇的中心小学就读。受这股浪潮影响,借读费取消了。

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骑自行车上学。冬天下雪路滑,没法骑车,我们村上学的孩子们便相约集体步行上学。冬天的时候学校上课时间也从早上7:00改为了7:50。有时我们坐每天唯一的一趟小客车,早上6:30从我们邻村下来开往乡里,成年人坐车是1元,而我们小孩子则是5角。那时候集体步行上学,留给我很多回忆。而现在,他们已经和我一样背井离乡、四海为家,在这背后却是命运带给我们那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

2002年,我小学六年级。我们县有一所初中,属于县级部门管辖,名叫“县一中”,学校设在县城里面,是我们升学时自动升入的初中。那时候班里有学习成绩稍好的,都去考了本县其他乡镇上却是市级部门管辖的重点的初中学校,学费是三年2000元。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等发现他们没来上课、而且都考试回来了,我问了他们才知道他们去参加那两所初中的入学考试了。毕业之前的小升初考试,满分240分,我以215分的成绩考了全乡第1名。家里这时却得到消息,县一中教学质量很差,且因工资的持续拖欠,导致教师罢课,因此家里商议让我去外地就读。这时,家里也听说了那两所学校。但那两所学校入学的要求是,如果没有考上,或者没有参加入学考试,则必须多拿一千元钱,也就是三年3000元学费才能就读。我父亲借了3000元,换来了这两所学校中其中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2002年8月中旬,我搭乘我们村中唯一的一辆汽车,是一辆吉普,去了大约50公里外的这所学校。开车的是我们村里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而车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户有钱人家的,别人欠他家债务无力偿还而用来抵债的车。车开了两个小时。我去那里上学后,回家很是艰难。每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日的白天,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五下午放月末假,放到周日晚自习之前。

4、

初二的时候,由于我的成绩在班级的排名出现下滑,班级60多人中,我排名最差的一次是班级第12名。于是我父亲跟我母亲讨论,决定让我转回县一中读书。我母亲不同意,觉得走出来了再回去丢人,于是让我在这里坚持读完。这件事是今年8月份我母亲才对我提起的,我感谢我母亲的做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为何这么讲呢?小时候我们那里有个算命的人,说我的命是“小时候学习好,长大以后没有出息,狗屁不是”。现在回想,如果那时候我真的转学回到了县一中,那么我就真的狗屁不是,没有出息了。而在外面读完初中,却是我考上高中的前提。

那时候中考受户口限制。户口在哪个县,就只能报考哪个县的高中,不准报考其他县以及市区的任何高中。可是,我们那时候都知道,我们市有两所重点高中,教学质量好,高考升学率高,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报考。报考那两所学校的条件是,户口必须是市区城镇户口。如果户口是市区农业户口,也是不允许报考的。于是我班有两个人将户口迁移到了市区,落了城镇户口,其他班级也有。还有一个尖子生本身就是市区城镇户口。这三个人有两个人考上了市第十中学公费生,有一个考上了更好的市第二中学公费生。隔壁班有一个考上了市第二中学公费生,那个人是个天才。如果跨县报考,比如市区农村户口、县份户口报考十中和二中,或者市区城镇户口报考县份上的高中,都只能按择校生录取,学费一万八。而我没有底气去考这两所重点高中的公费生,如果考自费,学费九千,家里没钱拿。所以我就不考虑迁户口,乖乖报考我们县的高中。

我们这一代人,户口簿还是村干部手写的,在我小学的时候换的户口簿,从蓝色封皮的换成现在的那个样子,未成年人户口簿上没有身份证号码。而我们报考的时候需要填写,于是好一番折腾。但这个与户口限制相比,不算什么。

我中考那年,是2005年。我们县高中招收246名公费生,学费三年1800元;680多名自费生,学费是三年9000元;200多名择校生,学费是三年18000元。公费生学费按学期缴纳,每学期300元。自费生学费可按学期缴纳,每学期1500元,也可在入学时一次性缴纳,如果一次性缴纳,则减免300元,只交8700元即可。择校生学费必须一次性缴纳18000元,无任何减免。

中考时,全县一千多人参加,争抢这246个公费名额。很高兴,我考了第190多名,公费。我就读的初中升学率较高。每个班入学时一般在60多人,后来陆续有人转学或退学,参加中考的有40多人。这40多人中,有五六个考上公费生的。而县一中情况很糟糕,据我小学同班且在县一中就读的同学跟我讲,全学校只有几个考上公费生的。所以,如果我转学回到县一中,后果不敢想象。这里我特别感谢我母亲。

中考报名限制户口所在地和农业户籍的政策,据说在2014年(也有人说是2015年)才被取消。我没有刻意调查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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