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和外婆认识,是在50年代。那时候媒人起很大的作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谁能成为成功的媒人,那他/她就会受人尊重。外公和外婆相识并成家的背后,是一段至今让人无法忘怀的历史。

(1)

外婆姓张,属于人口很多的姓氏。她在距离外公的村子之外20多里的村子。在外婆没有出生之前,在那里,老张家都是出了名的大户,有名的大地主,而且对长工很好,从不剥削。吃饭时都让长工和他们在同一个饭桌,把他们当自己的家里人看待。

外婆的姑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买卖,倒卖金银首饰,虽然那时候买的人极少,但是也赚到了富人的钱,家里非常富有。别人家还都是小草房,他们家就住上了青砖瓦房,尽管面积不大,但也是财富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房子被政府没收。

外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她的两个哥哥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到他们家,就是来败家的。那时候外婆还小,她的这两个哥哥,天天推牌九,把他们的爷爷省吃俭用攒下的家产,包括家里的山、地,都给推光了,所有的家产都没了。这以后,外婆就随着她的父母流离失所,外婆的父母到处去干活,外婆则去她的两个姐姐家混饭吃、帮忙干活。

她大姐夫做过工,相当能干,所以家里有钱,后期不做工了,在生产队时期,当过队长。外婆的大姐,在夏秋季节经常回来,在这边的山上采一些野果到城里卖。那时候城里经常有一些小男孩到摊位上将卖的菜、果等抢走,她很聪明,有一次靠智慧把这些男孩吓跑了,从此再也没来抢。可是,外婆的大姐夫的父母,经常偷鸡摸狗,还抽大烟,把家里的财产抽光了,就把自己的女儿卖了,卖来的钱继续抽大烟。

有一年,外婆的大姐出钱作为路费,外婆的父母带着外婆去黑龙江种地。在东北,黑龙江的可耕种土地面积特别特别多,吉林其次,辽宁可耕种土地面积相当少。黑龙江的地,不是论亩,而是论“晌”,在过去没有机械化生产时,在黑龙江种地也是个苦差事。种地和铲地时,一根垄都是遥遥无期,累垮了。冬天的时候,黑龙江的温度很低,把外婆的父母冻得够呛,于是外婆的大姐又出钱当路费,这三口人回来了。

(2)

外婆的两个哥哥,把家产败光后,去地主家打工。大哥会赶马车,就给地主家赶车。他们虽然都成家了,但因为嗜赌如命,日子过的很差。外婆的大哥,给地主家干活,没等年底就提前把工钱结算了,结算来的钱继续推牌九。年底的时候,外婆的大嫂带着好几个孩子走到地主家开工钱,地主家说,工钱早就结算过了,但看他们几个来到这里不容易,地主家留这几个人吃了顿饭。外婆的二哥,在外面赌博后,就跑到他的表兄弟姐妹家里蹭饭,他的这些表兄弟姐妹给他起个外号,叫“和尚”,每次他来,就说“和尚来化缘了”。每次“和尚来化缘”,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快,豆腐渣给我盛一碗。”那时候,豆腐渣不仅仅是喂猪的,也是人吃的饭。

外婆的大哥,后来在大约37岁时因为肝脏生病去世,扔下一大堆孩子。外婆的二哥,身体一直没病,不过因为长年累月不攒钱,他的媳妇、儿孙都嫌弃他,在70多岁时绝食七天而亡。他们的晚辈当中,目前已知,外婆的大侄儿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外婆的三侄儿不爱干活,他媳妇也是,他的儿子在矿山开车,一个月有四千多的工资,老两口就总是管儿子要钱,儿媳妇看不上老两口,把孩子扔下就跑了。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地主的土地、房屋都被没收,而且被批斗,借出去的粮食也没往回要,去了借粮食那些人的家里告诉他们:粮食别还了,这件事也别再提起。因为如果还往回要粮食,就会被打死。他们的土地、房屋都被分了,日子变得还不如其他的普通农民。外婆大爷的儿子,也就是外婆的叔伯哥哥,都不让他媳妇下大酱,就是为了节省豆子,把粮食借给别人吃;家里种的玉米,一大家子40多口人,每年只吃一次煮玉米,而且每个人只给一棒,剩下的都用来外借。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借出去的粮食都没有收回来,他们的所有财物都被没收,直接净身出户,倾家荡产。

外婆的娘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贫农。虽然曾经当过地主,但是没有被批斗,当年的长工也给说好话,毕竟曾经没有剥削过这些长工,而且对他们如对自己的家人。贫农的身份也是一层保护伞。这似乎是“因祸得福”,就和余华在1993年出版的小说《活着》里面“福贵”的经历有一部分相似。

外婆的父母,为了给他们的两个儿子照顾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外婆的母亲,因为照顾孩子,煤烟中毒身亡;外婆的父亲,在照顾孩子的间隙出门时被车撞,住院十几天后身亡。外婆的父亲是属羊的,都说属羊的人“十羊九不全”,十个属羊的九个命不好。有人说这是迷信,还举出某几个名人是属羊的却生活的很好的例子。可是,还有相当多的属羊的人,他们的命运却不同程度的悲催,这又如何解释呢?

(3)

外婆的外婆家,姓宋,就在外公全家后来搬过来的这个村子。外婆小时候,会经常来这个村子看望她的外公外婆,这个村子里还有外婆的其他亲戚。由于外婆那时候流离失所,于是,他们就张罗着给她介绍人家,将她嫁出去。由于外公的爸爸相当能干,能养家,因此就把外婆介绍给了外公,在外婆17岁时,进入了外公家的大门。

1949年,大舅出生。1952年,二舅出生。1954年,三舅出生。1956年,大姨出生。1958~1961年之间,又有两个孩子出生:其中一个出生21天后去世;另一个出生6.5个月以后去世。

1958年,外公的父亲病逝,虚岁58岁,从此这个家又开始一贫如洗。这两个去世的孩子,第一个出生后就蔫,21天就去世了;第二个起名“连杰”,小名“小六子”,出生后一直很好,而且非常招人喜欢。但是由于外公的爸爸去世,家里人都想办法养家,把孩子扔在家里让大舅带。有一天,小六子突然发病,上吐下泻,当时由于没钱,就先找村里一个会给小孩治病的人扎旱针,也就是针灸。但是小六子的症状太严重了,旱针已经止不住了,就抱着孩子步行15里路跑到公社医院打点滴。这瓶点滴还没结束,小六子就去世了,享年6.5个月。

那个时候,家里孩子多。有的时候眼看着孩子咽气,父母嘴里还在吃饭,丝毫没有悲伤,所有人家死的孩子扔的满山都是,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小孩子漫山遍野。但是小六子去世,让外公甚是想念,因为他是家里这么多孩子当中最活泼的。接下来,外婆又有了,1962年农历十月,一直被外婆骂“二死鬼”骂到20多岁的老五、女儿当中的老二——我的母亲,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