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外婆全家在生产队上班。熬过了大饥荒,能活下来就是好的,进入生产队是当时唯一的工作。

(1)

我们公社下面有很多个队,每个队生产情况都不一样,外公家所在的生产队,是当时全公社最好的。这个生产队的工作主要就是生产粮食,包括玉米、地瓜、土豆等等。冬天几乎都是闲着,春夏秋都是农忙季节。春天刨玉米根(我们叫zhà zi)、种地,夏天铲地、追肥、拔草等,秋天收割。

公社各个队的生产情况有所不同。当时全公社当中,外婆家邻村的四个队中的其中一个,是全公社产能最低的,每天上班还要倒挂,社民如果想活下去,只能去偷,否则没法生存,注意我写的不是“生活”,而是“生存”;我家所在的村子,排名倒数第二。我的爷爷奶奶1960年农历6月来到我们村,那时候靠种烟才勉强生存。

在外公家的村子,生产队工作时间最长的时候,每天早6点上班,晚6点下班。生产队挣工分,按照当天完成的土地面积计算,当天最多可以挣12个工分,每个工分可兑换人民币3.5~5分钱,年头好就每个工分5分钱,年头不好就3.5分,如果年头很差,工分就无法兑换,干了活挣不到钱。

公社产能最低的那个队,全天12个工分要倒贴2分钱,也就是倒挂。老百姓要想生存,主要靠去偷。母亲讲,村里最能偷的一位妇女,为了活下去,半夜出去偷玉米,看守的人看到了就在后面追。等他们追到家时,她已经脱了衣服在被窝里,还装作被吵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们。这个队,为了收点钱,队长经常组织队员编筐,卖给其他地方,以求有点收入。那时候不同的生产队收入不均衡,跟各个队的土地情况、地理条件等外在条件有关,也跟队长的经营能力有关。

我叔叔的丈母娘说,他们当年生产队也总是无法开支,干活挣工分但是不给钱。按国家规定,每个生产队会每年按人头发放布票(但是不发放粮票,农民的粮票要从城里的工人手里面买,工人粮票太多了,用不完),只要家里有人就给发,不分年龄,婴儿和成人获得的布票是同样的。有一年,由于他们家当时最小的孩子还是婴儿,用不到多少布,所以她就把布票卖了,二尺布票卖2.5元,卖掉两张二尺布票换来5块钱,用来维持生存。

(2)

母亲8岁那年,大舅结婚。借着公社有熟人,大舅托关系到公社酒厂烧酒。这份工作起早贪黑,光个大膀子干活。每个月完成生产任务,可以领到32块钱。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富有了。当时还有一份工作也是很富有的——公社老师。由于每家生的孩子多,因此每几个生产队就有一所小学,每个小学驻扎大概2名教师,每个教师每个月也是32块钱。当然文革期间,最凄惨的人之一就是教师,这在后面的文章里还会提到。

母亲上学时,每学期要交2块钱书费。家里拿不出这个钱,于是母亲就去向她的大哥借。母亲说:“哥,我这要开学了,你借我2块钱交书费,以后我再还你。”就这样借了很多次,直到母亲初二退学,可是至今这笔钱都没有还给大舅。大舅63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大舅妈和他们的儿女,以及我大姨,都等着大舅去世。但是母亲念及这份恩情,挽救了大舅的生命,这是后话,以后会重点提到。

在生产队闲暇时,母亲上山采无毒的野蘑菇,晒干了去卖。晒干的蘑菇,很轻,一市斤可以称很多。母亲采来的蘑菇晒干后去卖,根据蘑菇品种,价格不同。有一种蘑菇,叫做黄米团子,山上到处都是,味道不好,也卖不上价钱。而其他一些蘑菇既好吃又有营养,这种蘑菇晒干后每斤1.5元钱(现在大约每斤200-300元)。由于不只是母亲一个人采,所以每年采不了几次蘑菇。母亲卖蘑菇,最好的时候挣了6块钱。母亲把外公吃药的药盒拿来,把这6块钱藏在药盒里放在柜子的抽屉中。外婆则把这6块钱偷出来花掉,花了2块钱买布(2块钱+二尺布票,买东西需要用钱+票支付,比如买面包是0.2元+二两粮票),给老姨做了一件衣服。在前面的文章里,我提到了外婆对母亲很不好,对老姨非常宠爱的事情。

公社林场,每年给生产队一些钱,让队里的人去山上给松树打药。在山上,给松树皮扒掉一层,然后抹药;或者在树上钻孔抹药。生产队收钱,老百姓去林场干活时计一点工分。春天的时候,由于社员需要种地,林场则给学校钱,让学生们上山干活。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干活,至少1天,最多4天半。学校收了林场的钱,拿出其中一部分设立奖励:干活1天啥也没有;干活2天给一个方格本;干活3天给两个方格本、一支铅笔;干活4天给一本新华字典。

母亲上学时,全班只有一两个家里有钱的孩子手里有新华字典。那时候新华字典是1.5元钱,家里没钱买。借着这个机会,母亲坚持干活4天,挣来一本新华字典,甚是喜欢。因为这种活非常苦非常累,这些学生大多数只干了一天。最后半天母亲没去,因为这种活很脏,她要洗衣服,晾干后再穿上干净的衣服去上学。

(3)

外公从小身体就不好,外婆嫁过来时,虽然有家庭原因,不得不让自己有个家,但是嫁到这户人家是看重外公的父亲很能干,能养活一家人。外公的父亲,身强体壮。外公的身高比我矮一些,他的头顶在他父亲肩膀的位置。他干1天活,相当于别人干2天。年轻时,给地主家当长工,是带头的;在省城的工厂烧酒时,是带班的,比别人每个月多挣5块大洋。当年,做一身普通的衣服,是2角钱;做一套长大褂,类似于相声演员身上穿的那种衣服,是5角钱。对比一下,可以知道5块钱能买到些什么。这时候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物价是不同的。

外公的父亲吃饭时,每顿饭可以吃一盆饭、5个咸鸭蛋。可是,他的胃有病,具体不清楚。1958年时没有医院,公社驻生产队的中医也无能为力,只能判断是无法治疗的胃病。就在去世之前,他说:“我啊,放心不下这×臣(外公的名字)啊,他从小体格就不好啊。我也不想死,可是阎王爷叫了,不得不去啊。”母亲对我说了症状表现,如果按现在的医疗知识判断,母亲的爷爷患的病疑似胃癌。

外公的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是外婆。全民在生产队上班期间,外公总在家养病,挣的工分还没有女人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外婆在辛苦养家的过程中,对外公很嫌弃。我小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睡在一起了。在这个生产队时期盖的、后来由家里人买下的房子中,外婆和老姨住在东屋,外公、二舅、三舅住在西屋,外公和外婆总是吵架,外婆总是骂外公。2008年夏天,外公对我说:“唉,你也大了,这些事该跟你说说了,我体格不好,现在在家看家都不行,你姥啊天天就是骂啊,唉……”。

三舅在采石场上班。去采石场的时候,他是推车的,不让他去放炮。而他出事那次,他去放炮了,结果险些丧命,留下终身残疾。这在这篇连载的前面有所叙述,此处就不再赘述。这篇连载是我想到哪写到哪,没有合理安排内容顺序,敬请谅解。

(4)

生产队会让社民每年免费领取一次粮食。玉米和地瓜免费,其他粮食收费。收的费用记账,年底生产队结账时,从工分兑换的人民币里面扣。

母亲小时候,还没通电,家里烧油灯。后来通电了,电费也是生产队来收。当时没有电表,按照家里有多少用电器来计费。比如灯泡,有几个25度(W)、40度(W)的,按相应的灯泡度数(也就是W数)来计算全年的电费是多少。极个别人家,有戏匣子(又名“半导体”,也就是收音机),是插电的,也会被计算电费,根据家里有没有戏匣子来计费。

还有其他一些计费的东西。年底,外公去大队(也就是队里,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我们现在也把村委会叫做大队,在云南叫村公所)结算当年全家的工钱。年头好的时候,结算完发现,全家当年一共净挣50块钱。

当年,50块钱,全家根本不够用,只能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